Atezolizumab组合在HER2+可手术乳腺癌中数字改善pCR

Atezolizumab组合在HER2+可手术乳腺癌中数字改善pCR

阿特唑单抗(Tecentriq)联合新辅助曲妥珠单抗(赫赛汀)、帕妥珠单抗(Perjeta;根据2023年圣安东尼奥乳腺癌研讨会(SABCS)上公布的3期APTneo Michelangelo试验(NCT03595592)的结果，HP和化疗改善了病理完全缓解(pCR)，尽管这种改善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。

在意向治疗(ITT)人群中，HP加卡铂和紫杉醇(HPCT;臂;n = 223)为52.0%，而atezolizumab + HPCT伴或不伴蒽环类药物组为57.8% (B组;N = 438;P =0.091)。pCR被定义为乳腺和淋巴结中没有浸润性细胞。

pCR在接受阿霉素和环磷酰胺(AC)和阿特唑单抗后接受HPCT的患者中获得(B1组;n = 218)显著高于单独使用HPCT，分别为61.9%和52.0% (P = 0.022)。在不使用蒽环类药物的阿特唑单抗加HPCT组中，pCR无显著差异(B2组;n = 220)和单独给予HPCT的患者，分别为53.6%和52.0% (P = 0.526)。

“一项探索性分析显示，与对照组HPCT相比，在AC中加入atezolizumab后，HPTC的pCR率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提高，这表明atezolizumab可以直接发挥蒽环类药物的作用，也可以机械地增强AC，”Luca Gianni医学博士，研究人员，意大利米兰米开朗基罗基金会国际乳腺癌研究委员会主席，在数据展示中说。

对于高危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，新辅助HER2联合HP和化疗是标准的治疗方案。Gianni说，先前的研究结果表明，免疫系统在her2定向方法的预后和应答中起着核心作用，这导致了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her2定向抗体配对的探索。

开放标签3期APTneo试验招募了661例可手术或局部晚期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，这些患者以前没有接受过化疗。这些患者被随机分为三组:

A组患者接受曲妥珠单抗的初始剂量为8mg /kg，此后为6mg /kg，加上帕妥珠单抗的初始剂量为840mg，此后为420mg，加上卡铂在曲线下的面积为2，每21天在第1天和第8天，紫杉醇在第1天和第8天每21天90mg /m2，共6个周期。不迟于最后一次新辅助治疗后4周，患者接受明确手术治疗。他们继续接受另外12个周期的HP辅助治疗。

B1组患者接受阿霉素60mg /m2每21天加环磷酰胺600mg /m2每21天3个周期，随后HPCT 3个周期加阿特唑单抗1200mg每3周。他们继续接受手术和辅助HP和atezolizumab额外的12个周期。

B2组患者接受HPCT + atezolizumab治疗6个周期，随后进行手术和HP + atezolizumab辅助治疗12个周期。

试验的主要终点集中在比较A组和B组在最后一名患者随机分组后5年的无事件生存期(EFS)。1 pCR是一个重要的次要终点，Gianni指出。研究人员还将检查不同方案的耐受性，并进行分子分析，以确定对这些方法的获益和/或抗性的预测标记。

Gianni说，ITT人群随机化时的主要患者特征“非常平衡”。A组患者年龄中位数为50岁(范围29-79岁);在B1组和B2组，患者的中位年龄分别为50岁(范围21-81岁)和49岁(范围24-78岁)。他强调，A、B1和B2组中超过44%的患者患有局部晚期疾病(45.3%;45.0%;44.1%)和约30% (30.5%;29.8%;30.9%) PD-L1阳性。雌激素受体阴性的比例分别为39.0%、34.9%和30.9%。

Gianni报告说:“在多变量分析中，蒽环类药物治疗、pd - l1阳性表达、雌激素受体阴性表达以及30%(或更高)间质肿瘤浸润淋巴细胞(stil)的存在都与pCR的高概率相关。”

B1组与A组的pCR优势比(OR)为1.58 (95% CI, 1.07-2.33;P = .022)。PD-L1阳性与阴性的pCR OR为1.57 (95% CI, 1.10-2.23;P = 0.012)，雌激素受体阴性与阳性pCR的OR为2.16 (95% CI, 1.53-3.06;P < 0.0001)。B1组与A组高/低still的pCR OR为1.58 (95% CI, 1.07-2.34;P = .021)。

“Atezolizumab没有引起严重的耐受性问题，”Gianni说。

A、B1和B2组中至少15%的患者分别发生任何级别的治疗相关不良反应(TRAEs)，包括贫血(19.6%;19.9%;24.5%)，虚弱(26.5%;38.9%;29.6%)，便秘(6.8%;16.2%;8.8%)，腹泻(64.8%;52.8%;64.8%)，疲劳(21.5%);22.2%;19.4%)，粘膜炎症(13.7%);17.1%;20.4%)，恶心(42.9%);53.7%;44.9%)，中性粒细胞减少症(23.7%;25.9%;24.5%)，中性粒细胞计数减少(18.3%;15.7%;18.5%)，皮疹(12.3%);5.1%;15.3%)，呕吐(16.0%);22.7%;18.5%)。

A组最常见的3级或更高级别TRAEs是中性粒细胞计数减少(12.3%)、中性粒细胞减少(11.9%)、腹泻(3.2%)、贫血(1.4%)、虚弱(0.9%)、疲劳(0.5%)和粘膜炎症(0.5%)。在B1组，最常见的3级或更高级别TRAEs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(16.2%)、中性粒细胞计数减少(10.6%)、腹泻(6.9%)、贫血(3.7%)、虚弱(3.7%)、呕吐(0.9%)、疲劳(0.9%)、粘膜炎症(0.5%)和恶心(0.5%)。在B2组中，最常见的3级及以上TRAE是中性粒细胞减少(14.8%)，其次是中性粒细胞计数减少(10.6%)、腹泻(6.4%)、贫血(2.3%)、虚弱(2.3%)、呕吐(1.9%)、粘膜炎症(0.9%)、皮疹(0.6%)和疲劳(0.5%)。

对照组在新辅助治疗期间发生1例猝死。

“考虑到我们在试验中使用的药物的特点，我们还非常仔细地研究了免疫介导的不良反应(ae)和输液反应，”詹尼说。“大多数情况下，与atezolizumab相关的ae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状腺功能减退。但总的来说，如果你看看3级(或更高)免疫介导的不良事件，它们并不常见，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临床上得到有效治疗和控制。”

他总结说，这项研究将继续进行随访，直到分析EFS的主要终点。